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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1 13:14   来源:网络整理  

  景德镇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元青花

则封为珍精贵客。又有华卿丽使,亚于宾客也。

沈万山即沈万三,今江苏昆山周庄人。沈万三经商范围广泛,横跨陈友谅的大汉国和张士诚的吴国。他还在大汉国首都江州(今九江市)朱衣巷尊珍馆开办“宝市”,与海外富商大贾进行高档奢侈品贸易。众所周知,元代饶州(今江西景德镇)和处州(今浙江龙泉)是元代外销瓷主要产地,那么九江“宝市”与海外胡商贸易对象当为元青花、卵白釉瓷、青白釉瓷和龙泉窑青瓷。

1980年江西高安发现一个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釉里红瓷、卵白釉瓷、龙泉窑青瓷、钧窑瓷器凡239件。元青花有19件,包括高足杯10件,云龙纹盖罐1件,云龙纹荷叶盖罐2件,云龙纹带盖瓶3件,缠枝牡丹如意云肩纹梅瓶2件和蕉叶纹花觚1件。发掘者认为,高安窖藏的主人就是《同治高安县志》提到的元驸马都尉伍良臣。问题是,元朝法律规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五爪龙纹或金彩瓷器,而高安窖藏所出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高足杯和戗金卵白釉高足杯,凡此皆与伍良臣身份不符。

孔齐《至正直记》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至正直记》成书于至正二十三年,可知景德镇窑厂的生产活动一直持续到陈友谅大汉政权末年。高安窖藏的元青花和卵白釉瓷正是元代末年景德镇生产的,而龙泉窑青瓷可能是高安窖藏主人在九江“宝市”上购买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安窖藏元代瓷器有浓郁的汉文化特征。其中6件元青花梅瓶分别写有《周礼》六艺(礼、乐、书、数、射、御),一件高足杯写有釉下彩诗歌“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古饶器》记载:“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曹昭所谓“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指明初景德镇洪武窑瓷器,高安窖藏的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戗金彩高足杯相当精美,与洪武窑瓷器明显有别,当为陈友谅称帝时烧造的御用品。明人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陈氏既亡,有宫人小春逃之民间,嫁于蒲亭彭本清。本清问陈氏宫中事,小春言后庭数百人,皆锦衣玉食,用极奢侈。”看来,高安窖藏或许是陈友谅某小妾的私房。

高安窖藏还有一件元代釉里红开光凤纹大口罐。据汪庆正分析,元代釉里红可分涂绘和线描两大类,而后者的年代应晚于前者。因此,“高安窖藏出土的釉里红开光大罐的年代很难定在元代,可能是洪武朝的制品。……菲律宾及印尼的一批线绘釉里红罐等小件器,其图案花纹为双勾不填色,以草叶纹、扁菊、莲花和变形牡丹纹为主,传世也有这种釉里红双勾变形花卉的玉壶春瓶,其牡丹及莲叶瓣已经改变了元代的典型风格,而和基本上可判断为洪武青花、釉里红瓷的叶纹相近。”

我们注意到,这件釉里红大罐的仰莲纹的花瓣连在一起,亦为洪武年间景德镇青花或釉里红纹饰的典型特征。不过,这件釉里红开光大罐的年代并非洪武时期,而属于陈友谅所建大汉政权。菲律宾、印尼发现的那些双勾不填色的釉里红罐等小件器,恐怕是沈万三在九江“宝市”批发给海外胡商,然后由他们贩卖到东南亚诸国的。沈万三富可敌国,他的大名在明代妇孺皆知。关于沈万三家族的奢华程度,莫旦《弘治吴江志》本注曰:

万三曾孙女归先伯祖轮,而先侍郎之女又归其六世孙寔。洪武二十三年,先侍郎赐告归省,乃过访焉。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筋,否则筋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乃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其赘婿顾学文设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两家僮仆皆衣青罗里翣,其他珍异肴果不言可知。乌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钡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莫旦,字景周,号鲈乡子,生于宣德四年,世居莫舍村。莫家与沈家是儿女亲家,他对沈家的描述有一定可信度。紫定器不见于宋人记载,河北定窑出土瓷片从未见紫釉,只有酱釉。后者呈色剂是铁,紫色瓷呈色剂是锰。中国瓷器用锰金属作呈色剂最早见于明代文献。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古定窑》记载:“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北宋以来,景德镇窑厂一直仿烧定窑瓷器。莫旦在沈家所见“紫定器”、“宣和定器”,恐为沈万三在景德镇窑厂订烧的仿定窑瓷器。高安窖藏出土卵白釉月梅纹斗笠碗、卵白釉花口碗、卵白釉开光印花纹把杯,就是元末景德镇窑厂仿烧定窑的卵白釉瓷。

太仓娄江港与元末海外贸易

《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明史专家吴晗以此为据,论证“苏州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从明人笔记《云蕉馆纪谈》看,沈万三实际上只负责在九江“宝市”批发景德镇外销瓷,并不直接从事海外贸易。据陈高华考证,元末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海商是另外一批人,主要人物有投靠张士诚的陈宝生、孙天富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

元朝海外贸易主要港口设在福建泉州,然后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元大都(今北京)。正如欧阳玄《通惠河政绩碑记》所说,“又自昆仑西南,水入海者,绕出南诏之后,历交趾、阇婆、真腊、占城、百粤之国,东南过琉球、日本,东至三韩,远人之名琛异宝、神马奇产,航海而至。或逾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阙下,斯又古今载籍之所未有者也”。元末爆发红巾军起义后,京杭大运河漕运被迫停运。至正十七年起,泉州发生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史称“亦思巴奚战乱”。泉州港海外贸易从此一蹶不振。

至正十三年,泰州(今江苏大丰县)张士诚率盐丁起义反元,攻下高邮等地,称诚王。至正十六年据平江(今苏州)后称吴王。张士诚攻占元朝江浙行省后,控制了江苏昆山、太仓、澉浦等海港,迫切希望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更多收入。太仓娄江港(后来讹称“刘家港”)始建于元初,由归顺元朝的江洋大盗朱清、张宣所开创,不仅是元朝海道漕运的起点,而且是海外贸易的重要码头之一,时称“六国码头”。至正二年,元王朝正式在太仓设庆元等处市舶分司。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占领苏州。“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江苏太仓市城厢镇南郊发现元代至明初海运仓遗址,由两个长方形土台组成,总面积11万平方米以上。该遗址出土瓷片大部分为元末明初龙泉窑瓷片,与史书记载张士诚统治海运仓年代一致。

为了躲避亦思巴奚战乱,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纷纷投奔张士诚,在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长达十年之久。陈宝生,字彦廉,元末江南名士,兼通诗画。据王颋考证,其父本为嘉兴路海盐州人,顺帝初年入赘泉州庄家为婿。此外,陈宝生还是一位从事海外贸易、施财好义的海商。

陈宝生、孙天富从事海外贸易的地理范围,“东起高句骊,经罗斛,西抵阇婆”。阇婆即今印尼爪哇,元代是海上陶瓷之路主要转口港。印度东海岸海滨城市本地治理市博物馆藏有一件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相同。泰国和印度两地所见落马桥型元青花可能是陈宝生等中国海商贩运到爪哇,再由穆斯林海商转运至印度东海岸。

元末在太仓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海商还有朱道山。元末昆山诗人袁华为陈宝生、孙天富写过许多诗,如《陪陈彦博编修游永寿寺》、《岁寒圗为孙惟善陈彦廉赋》等,可见朱道山与陈宝生、孙天富是好友。袁华还为朱道山写过《送知朱道山还归京师》一诗。王彝作序曰:“朱君道山,泉州人也。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时两浙既臣附,道山首率群商入贡于朝。上嘉纳道山之能为远人先,俾居辇毂之下。优游咏歌,以依日月末光,示所以怀柔远人之道。海外闻之,皆知道山入贡之荣有如是也。至是海舶集于龙河,而远人之来得以望都城而瞻宫阙。”

明初建立后,朱道山率先带海外商贾向明王朝入贡,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奖。

西沙群岛元代沉船所见

落马桥型元青花

2010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石屿进行考古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元代沉船,从中打捞出180件元青花瓷片。这是中国水下考古22年来首次发现元青花,今称“石屿二号沉船”。这艘元青花沉船是当地渔民发现的,考古队根据渔民提供的线索找到沉船。由于此前大肆盗捞,沉船遗址表面到处是圆形和不规则形盗坑,深约0.5-1米,遗址内散落元代德化窑瓷器、景德镇窑卵白釉瓷器、元青花残片,以及元代龙泉窑青釉瓷片,其中包括青花、青瓷、白瓷、酱釉等不同种类。器形以碗、杯为主,亦有瓶、罐、壶等瓷器残片。

据发掘者分析,“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元青花瓷器特征鲜明,与国内一些城市、墓葬遗址,以及景德镇湖田南河南岸等窑址中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相一致。这些青花瓷器还见于菲律宾、印尼、非洲东海岸等海外一些地区,尤其是菲律宾地区。小罐、碗、杯、军持类器物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均十分接近,是较为典型的元代晚期景德镇窑外销瓷器产品。”

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西沙群岛元代沉船出水元青花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与湖田窑南河北岸以及菲律宾出土元青花相同。据刘新园调查,景德镇湖田南河“南岸的青花瓷器中以大盘为主,约占青花器70%,其盘的器底较厚,纹饰繁缛华丽,其中多蓝地百花,和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唯盘的口沿画蓝线的较少。盘的直径最大的仅有41厘米,比土耳其与伊朗的传世大盘(直径分别为47.5和57.5厘米)为小。罐、瓶之类由于残片太碎,难以了解其确实高度。北岸的青花瓷器则以高足杯、折腰碗、小酒杯为多,大盘仅见两件(与南岸圈足等大的盘相比,器底要薄一些),纹饰则简洁、疏朗、草率,和菲律宾出土的完全相同。经初步比较,南北两岸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都属于湖田窑元代后期的产品,但南岸的略早于北岸。”我们认为,西沙群岛元代沉船出水第一组元青花实际上与景德镇南河北岸以及菲律宾出土元青花的类型相同。日本学者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采集到许多风格类似的元青花残片。

另一方面,落马桥型元青花与西沙群岛元代沉船出水第二组元青花的纹样,如莲瓣纹、火焰纹、焦叶纹、一把莲纹和菊纹如出一辙。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李一平在落马桥元末遗址采集到一件元青花八方玉壶春瓶残片,此类元青花八方玉壶春瓶残片在西沙群岛元代沉船亦有发现,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藏元青花八方玉壶春瓶几乎完全相同。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元青花匜菊纹图案,亦见于西沙群岛元代沉船青花碗和埃及福斯塔特出土菊纹青花碗。根据这些落马桥类型元青花的发现地点,完全可以复原一条从景德镇落马桥,经江苏太仓海运仓、西沙群岛、马六甲海峡、南印度,最后抵达埃及福斯塔特古海港的元末海上元青花外销路线。

有元一代,在蒙古色目文化统治下,元青花瓷器深受伊斯兰教、喇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花纹繁复,而且不能表现人物。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景德镇窑厂的画工冲破蒙古色目文化之藩篱,首次将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汉文化艺术引入元青花,从而创烧出独具一格的落马桥型元青花瓷器。

随着元末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江西景德镇落马桥型元青花远销东南亚、印度东海岸,乃至埃及福斯塔特港。可惜这一切只是昙花一现。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阳湖大战,陈友谅60万大军命丧黄泉。明初朱元璋采纳苏琦奏言,实行移民屯田制。饶州瓦屑坝成为江南第一移民集散地。据考证,洪武年间的大移民,共迁江西移民214万人,其中饶州移民将近百万人。在这两场大劫难之中,景德镇陶冶业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明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窑厂青花瓷烧造工艺才逐渐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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