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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共享去撞击智慧火花激发无穷创意
2017-10-11 09:02   来源:网络整理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交往让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在交往过程中不断交流各类看法,进而不断催生新想法,新认识,聪明的商家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悄悄地推出各种平台产品,吸引消费者进驻。商家仅仅通过获取消费者知识交流的结果,就节约了一笔巨大的研发费用!

本栏之前谈了这么多,如果各位一路浏览下来,大概已能模糊感觉到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最大区别了吧?

所谓传统经济,就是别人生产好了,你花钱买来消费;而新经济,就是一群人不知不觉中参与到生产过程,然后花钱消费。咋一看,新经济中的消费者好傻,自己付出了劳动,不仅没有得到报酬,反而还得花钱买回自己的劳动果实,不是很奇怪么?新经济的怪就在于此。其实大家都在谈论新经济,殊不知对新经济并没有仔细去思考和观察。而那些精明的商家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门道,想出各种法子来吸引人们参与,而普通消费者,也就在商家的圈套中默默做着自己的贡献。想想还挺伟大。

那么消费者为何愿意在新经济模式中这么做?商家当然并不是毫无贡献的。商家至少做出了三个方面贡献:提供了一个消费平台;提供了激发消费者兴趣的点;落实了消费者的智慧创意。而消费者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无非就是满足而已。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效用得到提升了。消费不就是为了寻求效用最大化么?你买食物来吃,为了满足;买衣服来穿,也是为了满足;在一个平台上自己想法子改进玩法,并且看到这种想法实现了,也是一种满足。总之,都是寻求各种渠道的满足而已。现代社会消费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模式,因为那种模式已经不足以激励消费者。而新经济的商家则正确地认识到消费者的痒点在那儿,就那么给消费者挠挠,消费者就开心了。

这不是“作”么?说对了,新经济就是让消费者“作”的。现实是,消费者越“作”,商家越挣钱。而消费者偏偏就喜欢“作”。没办法,人是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而这种内心世界又不能不和他人分享,才能获得难言的快乐。对普通人来说,离开群体,像智者那样独自思考着人生的基本问题,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或者说至少不是经常能做到的。偶尔思考下还行,一直沉湎于独自的思考当中,肯定会疯掉。普通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同,而这种认同过程又是社会交往的过程。在从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只能依靠固网来实现这样的交往,成本太高,尤其在时间日益稀缺的今天,固网交往的限制太大。想想看,一个年轻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总认为这下自由了,没事就和同学聚聚。殊不知真正走向社会,才发现时间是多么稀缺,别说聚了,就是打个电话都难得。这就是依托固网进行交往的成本。而有了互联网,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创新出来的社交网络,情形就大不同了。只要建一个同学群,就可随时聊天,即时共享各种经历,相当于天天相聚。这种社会交往看起来出现在虚拟世界,但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展示,只不过展示手段不同而已。

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社会交往,交往成本大大下降。信息可以瞬间传送,不再有等车的时滞,并且图文并茂,感觉宛如亲临现场一般,虚拟网络提供的交往场景和现实的交往场景并没有本质区别。一些在外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子女通过社交网络和家人相聚,不仅可以提高相聚的频率,而且还可以提升相聚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有些时候比见面聊甚至还更深入些。这就是社交网络的好处。特别是,这种社交网络不再局限在熟人之间,陌生人根据信息同样可以迅速成为交往的一分子,这就意味着互联网让人们的社交半径大大延长,人的社会空间突然被打开了,人们不再是仅仅通过屋子里的窗户看外面的世界,而是可以通过网络看世界,而网络所给予你的世界是无限广阔的。

在刚开始有网络的时候,人们对网络充满了恐惧。但今天连3G时代都快成了过去式,4G时代已成当下的正常模式。由此可以预见,将来还会有更快捷的模式等着你,你已再也离不开网络了。如今经常听到有人在断网时的哀嚎,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已用习惯了老式手机的人来说,本以为手机么只要能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就可以了。现在忽然发现,如果再持有老式手机,你的生活已被切掉了一大块。因为周边的人用的都是智能手机,大家都在通过微信等方式在交往,在沟通信息,你再固守老式手机,无异于自我脱离社会。怎么办?只好加入呗。这就是网络的力量!网络是通过人们相互影响形而不断扩张的,而单个人在网络中真可谓沧海一粟,只能遵从,没法抵抗。除非你选择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而即便真要隐居,恐怕也只能去偏远的地区,不然日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比如交个费之类,不通过网络,还挺麻烦。

当社会交往和网络融合成一体时,不同人之间在网络上的互动就成为生活常态。别小了看这种互动。在乡土社会中,拖个饭碗到处游,无非是问下:你吃了吗?这算是一种乡情的温习和增进。但这种交往方式很少能带来精神的升华,因为大家的知识结构几乎相同,对周遭世界的认知水平也相差不大,这也是导致乡土社会中人们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原因。而在互联网的世界,你所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人们相互之间的知识和经验异质性很强,不经意间的问候都可能会擦出新知识的火花。因此,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交往让不同知识的人在交往过程中不断地交流各类看法,从而不断催生新的想法,新的认识,聪明的商家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悄悄地推出各种平台产品,吸引消费者进驻。商家仅仅通过获取消费者知识交流的结果,就节约了一笔巨大的研发费用!

这正是新经济的最大魅力所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家产继承:吴蕴初与巴菲特的选择

何以美国那些事业成功、思想成熟的父母们,要把儿女的年龄以及学业、工作年限定为家庭财富资产继承合同的必要条件,英语世界的一句谚语“当懂得人生时,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也许可解释回答这个问题。

家庭婚姻与继承财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永恒主题之一,从中可看出当事人的深谋远虑与良苦用心。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宋人书判之集大成,涉及这方面的案例逾二百件。其中有一例说:有一人有一长女,已招赘成家,还有个二岁幼子。某日他忽然病危,便赶紧召集族、邻众人立遗嘱,称要把八成家产分给赘婿、女儿,仅把二成家产分给幼子。但他特别规定,待儿子二十岁成年后,众人皆至县“申明亭”或官府,由耆老里长或官人公证、监督、调处、判决财产分割事宜。转眼十八年过去,儿子长大成人,便召集族、邻众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结果出人意料,但却非常合情合理,也合乎法律真义,似不约而同不谋而合,不论是族、邻乡贤,抑或官府中人,都主张儿子应得大部分父辈家产,女婿、女儿得其一小部分。最终,财产之大部分按大多数人的主张分给了儿子,而赘婿、女儿也无反对之言。后世论者谓之,众人如此处置,表面违背了先逝者的意愿,实际却符合先逝者的本意。后世论者对父亲的赞叹之声不绝于耳,皆言这位父亲思虑缜密、安排巧妙、用心周到。这位父亲的安排以及众人的处置,是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和儒家伦理的必然结果,既反应了差序人伦格局,也反映了情、理、法的相互融合交叉重叠。

人之常情常理是爱儿女晚辈胜于爱父母长辈,父亲爱儿女更是无条件的,但这种情形到了近现代有了些微变化,有些人不再无条件地爱儿女了,儿女要想得家产,须满足一定条件。“天厨味精”创始人、近代中国实业重要开创者之一的吴蕴初,不仅投身于实业,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1945年他志愿把平生投资各种实业之股票全部交出,成立“吴蕴初公益委员会”,规定把年盈余之半数用于社会公益,半数用于企业发展,仅“于必要时酌提蕴初遗裔无力者教育费”。在吴先生子女回忆录中,儿女们这样分析他的动机想法:他看到了太多的败家子,对儿女继承家业无信心。当然,这只是吴氏子女的一家之言,在笔者看来,以吴先生之达观明哲,这只不过是在勉力“尽人事”罢了。因为,社会上败家子固然太多,而愚劣、落后的公共教育恐怕也不会给他多少信心。

吴先生是否对公共教育丧失信心,我们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很多拥有所谓超高净值的富人纷纷移民海外的一大主因是子女教育,他们觉得海外教育更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所以若要进一步讨论家庭财产继承话题,就很有必要把视线转向海外,看看洋人是如何处理家庭财产遗留继承问题的。

没有人生活在封闭的真空里,看上去似乎只属于家庭亲人小范围里的问题,实是涉及财富、权利和责任的社会问题。对拥有巨额财富资产的人来说,多少钱回馈涓滴给社会、陌生人,多少钱遗留给血缘亲人享用才算合适,是个不能不细加斟酌的问题。在这方面,“股神”巴菲特的思考很值得参酌汲取,他说:“既要让子孙后代觉得自己能做任何事情,又不会多到让他们一事无成。”既要照顾儿女,以尽为父为母的责任,又不能将儿女宠坏惯坏。美国一位亿万富翁受巴菲特的启发,为孩子们创立了一份25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由托管人管控,未来根据教育、医疗或购入房产、创办公司等情况将一定款项交给孩子。基金中暂未动用的部分则继续用于投资,由托管人操作运营。在孩子40岁之前,这些限制将一直有效。孩子40岁后,这些钱财才由他们随意支配。此外,这个富裕之家的其他财富资产将汇兑为一个基金,并最终由子女管理运营,但只能用于公益慈善事业。不少家庭信托基金除约定继承受益人须达到一定年龄这一条件外,还要求继承受益人大学毕业、成家立业或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条件?英语世界的一句谚语When a person is mature, life is half over.“当懂得人生时,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也许可解释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句谚语,笔者想了很久很多,得出几点认知:这句谚语讲的应是一般情况,或者说符合大多数人的平均状况;不同的人与这句谚语所讲的情况会有些参差出入,如果人类平均寿命是78岁,那么不同的个体,当他大体了解世界、明白社会、懂得人生时,其所处的年龄段大概会是不同的,比如胖约翰,也许会小于人生的一半即39岁,可能在35岁甚或30、25岁时就已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而张三或李四,他也许会在大于39岁,或迟至45岁,甚或60岁岁才算进了圈子、上了道,明白了所以然。因此,那些事业成功、思想成熟的父母们,要把儿女的年龄以及与其年龄相关的学业、工作年限定为家庭财富资产继承合同的必要条件,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何爱孩子,是个永恒的问题,理性地爱孩子,把理性的爱心灌注于精心的规约安排之中,却不是所有为父为母者所能理解并践行的。今天的人们若想理性地爱孩子,不妨从少数(如本文提及的)理性的为父为母者那里寻求些借鉴。

(作者系知名财经专栏作者)

投资,最终是人性的博弈

——国学与现代资本市场漫谈之五十一

在证券投资上,奴性的集体性格往往是失败的性格,因此,需要引进狼性的独立性格,保持性格、精神的独立,不受集体无意识或者集体癫狂的迷惑。但是,即使引进狼性的投机风格,也要遵纪守法,不能危害其他利益主体。如果一味地崇仰狼性,就可能冲出法律边界。

证券投资,不仅是投资者之间的力量博弈,离不开与上市公司、国家政策和国际资本打交道。投资者并不是事事时时可以主动的,有时是被动地卷入资本力量博弈场的。在深化改革过程中,经济改革本身会产生改革红利,在国防、司法、安全、保障领域,也会因改革为经济体相关行业或公司溢出改革红利。依法治国,不仅是划分国家、企业与投资个体“权益”与责任边界,还会因此产生改革红利的衍生品。因此,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投资者的心态、风格、行为都要以“法”为杠杆,不能让生物本能的狼性基因胡来。

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最好返祖,如狼一样,善于统筹组合《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地形、时间、彼此、统帅、组织、力量对比等因素,寻找合适的时机,主动出击,只顾目标,不管规则,毕其功于一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明白,要是狼性力量没有边界,将丛林法则套用于股市而胡来,那么社会法则就会启动而约束之。

也有人认为,时势造英雄,投资者要想获取最大投资效率,就得认清时代大势。如能顺着潮流走,就能找到如美国苹果那样伟大的公司,假如能发现并认准“中国的苹果”,坚持长期持有,就有望获得上万倍收益。过去这些年来,在沪深股市,家电、汽车、地产、出口相关公司,都曾出现过类似牛股,便是例证。

有人把投资的本质视为人性的博弈,是对自身的情绪、性格、知识、欲望的主动管理。

因此,投资者先要承认自身对于世界客观知识的缺陷,才能寻找到有缺陷但有优秀基因的公司。所以,投资不能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模型的“标签法”,即为自己认定的好公司贴好标签,而忽略“好”公司中存在的诸如资源短缺、管理混乱、技术落后、产品陈旧、市场萎缩、风控缺陷等可能的隐患。投资好的有缺陷的公司时,就得研究公司管理层有无能力对其隐性“缺陷”自觉修复,进而不断完善经营目标。

有人说,提高投资效益,投资者个体不仅要发挥羊群的合作精神,更需要有领袖的精神,所有的信息要经过自己的脑子,独立判断,不做跟踪在羊群后面的羊,而是要做调动羊群的狼。因为只有狼性的领袖精神,才会根据当时的时势,做出独立分析,从而避免群体无意识力量的“污染”,不论厂商的信息、政策的信息、国际力量的信息,都要结合资本动作的基本规律“设点”和潜伏,从而寻找并把握最好的投资猎物。

以笔者之见,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合适当下投资的有四种路径:

其一,在继承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吸收合并圆融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狼性文化代表了人类原始力量,羊群文化代表了人类经过文明洗礼后人类血性的退化即人类动物性的退化。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性与动物性的搏斗史。狼性文化代表了人类大脑中非理性的动物本性的冲动,哪怕再聪明、再成功,往往也会受到人类文明的反击。如果用到证券投资上,人性在文明的强制下,奴性的集体性格往往是失败的性格,因此,需要引进狼性的独立性格,保持性格、精神的独立,不受集体无意识或者集体癫狂的迷惑。但是,即使引进狼性的投机风格,也须遵纪守法,不能危害其他利益主体。如果一味崇仰狼性,那就很可能冲出法律边界。

其二,投资者的幸福是在获得投资收益的时候,在不损害利益相关方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回报社会。律己与奉献,是人性光明的两个极点。由此出发,判定投资者是否成功,有三条标准,首先无疑是要赚钱,然后是在投资赚钱的过程中获得幸福与健康,最后是投资行为与投资结果对社会有意义,通过投资收益回报社会。

其三,投资者要成功,需要有开放的精神与胸怀,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既容纳对你好的,也会包容对你不好的人与事。所以,结合当代发展的实际,与当代时代的潮流结合,寻找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行业或者公司,寻找业绩倍增的行业或者公司,不仅是证券投资者的任务,也是强国富民的根本。

其四,投资具有诚信品牌的公司。投资上市公司就是投资管理层,管理层诚信,投资才有保障。问题在于诚信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信义也一样稀有。多年前中国网上公布《2009十大财经绿脸》,刚好为诚信的价值做了最为现实的佐证:如果那些能干的企业家只重利而不顾义(诚信、道德、法律、规范),即使爬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也会因违背公德或法律而落马,此类故事在当今反腐大潮中缕缕不绝。财富不仅仅是个人成功的标志,更是当事者对社会负责任的标志,财富不仅是经济数量符号,更是社会的公器,岂能为了私利而公器私用,任由狼性为所欲为?

(作者系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

日本企业

海外并购之痛

那些为欧美企业所看不上的并购项目,在向日本企业兜售时,却被吹得天花乱坠,开价高得离谱。日本企业老总往往是前任指定后任,后任若上任伊始就抛售被并购企业,那就等于否定前任,岂不是太不给面子?于是就先放一放,遂在之后又丧失了甩包袱的最佳时机。

日本市场相对狭小,多年来的少子化又造成了劳动力极度短缺,于是“走出去”就成为日本企业摆脱困境的重要选项。直接并购外国尤其美欧国家的企业,是日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一。但遗憾的是,由于不擅长并购战略,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大项目,成功案例仅为10%,绝大多数都事与愿违。从13个持续10年以上的海外并购项目来看,其中有6个黯然收兵,剩下7个则面对巨额亏损在硬扛着。

国际上一般将10亿美元(约1000亿日元)以上的并购项目视为大项目,1985年以来,日本企业在海外开展的这类大并购项目共为134例,其中银行13例,证券公司7例,保险公司5例,供电或煤气公司4例,其他金融企业5例,剩下100例基本都是制造业企业。这其中有些是未上市企业,有些并购的目的是为了在行业内整合,有些综合商社的并购目的纯粹是为了获取房地产。

如果并购企业将并购视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并购企业后理应能使被并购企业的利润创下新高,若按这一标准衡量,除了软库集团、日本烟草公司和石桥轮胎公司等7个案例实现了利润翻番以外,日本企业的并购大多均未能如愿以偿。

日本第一三共制药公司于2008年以4994亿日元巨资,收购了印度的兰巴克西实验室,因为对方很可能紧随其后推出新药,并购对方就可减少一个潜在的对手。并购计划披露后,那家印度企业的股价一度上涨了6.56%,令市场极为看好。孰料刚并购不久,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因质量问题禁止从那家公司的两家工厂进口产品。随即又是不期而遇的全球金融危机,那家印度企业的股价直线下降,第一三共由此巨亏3540亿日元。在撤换了其印度分公司总经理,又促使对方一再与美方协商,在2011年支付了5亿美元的赔偿金,制定了改善经营管理的5年计划后,才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2011年12月,这家印度公司获得了降血脂药物立普托后续产品为期半年的垄断销售权,可就在市场都看好该企业将不断获得类似的垄断销售权之时,不料被查出药品中居然混入了异物,美好的销售计划顿时化为泡影。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这家公司产品再度遭到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处罚。

稍稍年长的读者想来还记得,在处于泡沫经济顶点的亢奋时期,日本企业曾在全球尤其在美国掀起了收购狂潮。其时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国的资产在日本商人眼中都显得非常便宜。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斥资13.73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成为拥有该中心80%股权的头号股东。但收购后由于曼哈顿房地产不景气,三菱公司一直没有利润。做收购计划时曾预测5年后每平方英尺租金将达75美元,2000年将达到100美元。但实际上租金只有原先设想的一半,即每平方英尺38—40美元。加上这段时间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的汇兑损失,三菱这一收购项目亏损高达880亿日元。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如此分析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状况:实施并购的企业往往根本没有推进海外并购的战略。其实,这些老总往往是被银行或证券公司忽悠的:“其他公司也在打算并购这家企业哦,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眼下日元升值机会难得!”总之是被说得天花乱坠。可真要是那么好的项目,人家怎么会愿意放手呢?

那些被推荐项目的开价都高得离谱,并购的日本企业屡屡成为冤大头。这些项目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为欧美企业所看不上的,在欧美无人问津后才向日本兜售。并购后,日方企业往往委托对方继续管理经营,但却始终难以提升经营业绩。一旦出了事再来翻阅合同,这下傻眼了:居然没有任何有关赔偿的条款!此时,稍有责任感的老总还会引咎辞职,但更多的老总却文过饰非,百般推卸责任。即便老总走人了,烂摊子还得收拾。日本企业老总往往是前任指定后任,后任若上任伊始就抛售被并购企业,那就等于否定前任,岂不是太不给面子?于是就先放一放,遂又丧失了甩包袱的最佳时机。

日本的海外并购之所以成功率极低,还与这些并购企业的指导思想有密切关系。这些企业往往是觉得国内生产竞争太激烈,还不如去海外寻找一条出路,也许会柳暗花明。

美国的思科公司、苹果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等企业都频频实施并购战略,那些企业都有专业的并购部门,积累了丰富的并购经验。而日本企业也许10年中也未必能遇到一次并购,很多企业高管在任内最多就碰上一次,根本无法积累经验。美国企业从并购小企业起步,而远隔重洋的日本根本就不掌握那些小企业的信息。美国相关人员在聚餐之际,在闲聊中就可得到大量这类信息,这是不善于交际的日本企业员工无法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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