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外链〓提升排名┿【QQ:1012189958】 车辆保险 交强险 二手车 广州二手车 网站建设 app开发 网站制作 一号站 捕鱼游戏 澳门百家乐 万达平台 1号站平台 1号站平台 1号站平台 1号站 1号站 一号站/a> 拉菲2 拉菲2 拉菲2 万达平台 万达娱乐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娱乐 东森平台 东森平台 东森娱乐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金沙棋牌 捕鱼技巧 捕鱼技巧 捕鱼技巧 美高梅网址 牛牛 捕鱼 新葡京官网 真人百家乐 美高梅官网 美高梅官网 美高梅官网 新葡京官网 金沙网址 澳门美高梅官网 必赢彩票网 葡京赌场 葡京赌场 澳门新葡京 澳门新葡京 大发888 大发888 大发888 大发888 大发888 必赢国际 巴黎人娱乐城 博狗 澳门永利赌场 永利棋牌 永利棋牌 澳门新濠天地官网 澳门新濠天地官网 金蟾捕鱼 真钱牛牛 澳门新濠天地 捕鱼平台 捕鱼平台 365bet官网 真钱斗地主游戏 网上真钱扎金花 山西快乐十分 线上赌博平台 基金开户 帮考网 草根站长 拉菲娱乐 澳门百家乐 澳门百家乐 网贷帮 广州交通 球探比分 凤凰平台 澳门网上赌博 电玩box 港股 港股 A股行情 黄金价格 外汇开户 域名 金蟾捕鱼 1号站平台 888真人开户 888真人平台 一号站 pc蛋蛋信誉群 一号站 娱乐平台 拉菲娱乐平台 皇冠比分 新葡京 皇冠娱乐网 bt365娱乐官网 亿万先生 吉祥坊wellbet ca88亚洲城 千亿国际 龙8国际 亚虎国际 188bet ca88亚洲城 皇冠体育平台 现金娱乐平台 新葡京娱乐场 真钱21点 真钱21点 真钱牛牛 湖北11选5 真钱捕鱼 优德娱乐 申博 二八杠 最新全讯网 百家乐开户网 百家乐开户网 百家乐开户网 百家乐开户网 免费注册送彩金 博狗注册 皇冠备用 外围赌球 新2网址 888真人网址 澳门金沙 网上牌九 明升88 皇冠开户网 金鹰娱乐 现金炸金花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葡京酒店 真钱棋牌 体育开户 e世博官方网站 威尼斯人开户 澳门黄金城 澳门赌球 澳门游戏 真钱牛牛 二八杠玩法 二八杠技术 e世博注册 香港赌场 斗牛技巧 皇冠赌场线上娱乐 金沙娱乐 新葡京娱乐场 乐虎国际娱乐 棋牌 杏彩 澳门威尼斯人 澳门美高梅 伟德亚洲 bet365体育投注 威尼斯人 凤凰娱乐 凤凰娱乐 万达娱乐 拉菲娱乐 万达娱乐 万达娱乐 杏彩平台 凤凰平台 凤凰平台 凤凰平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葡京 时时彩 即时比分 即时比分 365体育投注 江苏快三 比分 比分 澳门巴黎人 赌博 街机游戏 足彩网 腾讯分分彩 排列3 澳门金沙 美高梅 赌博网 天下足球网 365备用网址 捕鱼达人3 赌博网 赌博网 大发体育 1956 东森娱乐 大发888赌场 大发888赌场 bbin bbin bbin 捕鱼达人2 凤凰娱乐 现金网 金沙娱乐 澳门百家乐 澳门百家乐 bbin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幸运7 万达娱乐 拉菲娱乐 江苏快三 1号站平台 葡京 金沙 凤凰娱乐 万达平台 新葡京 澳门金沙 电子游戏 新葡京 银河 电子游戏 杏彩娱乐 万达平台 BBIN 金蟾捕鱼 新葡京 杏彩网 蒙特卡罗 万达娱乐平台 澳门金沙 申博 申博 翡翠娱乐 赌博 娱乐天地 银河 老虎机 新濠天地 凤凰娱乐 娱乐天地 我爱旅游 万达娱乐 凤凰娱乐 电子游戏 东森娱乐 万达娱乐 娱乐天地 万达娱乐 1号站 畅博娱乐 万达娱乐 万达娱乐 万达娱乐
当前位置:主页 > 图片新闻 >
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毒药和解药
2017-09-27 09:21   来源:网络整理  

原标题: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毒药和解药

编者按: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先生 对本草学、药理学深有研究,除了日常的教学、研究之外,他还担任中国药学会药史本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药与临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同时,他在道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著有《陶弘景丛考》,辑录、校注的数种道教文献,都收入“道教典籍选刊”。此次访谈,是去年暑期的一个访谈的继续。当时的一次闲谈中,王家葵先生聊到,《水浒》所载“蒙汗药”的“蒙汗”作用,在医学上确有根据。由这个话头深谈下去,就有了一篇《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药物》。可惜的是,当时竟然没有涉及“毒药”和“解药”这个话题。今年夏天,我们弥补上了这个遗憾

王家葵(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很高兴能在去年和您谈完古典文学里的药物之后,今年继续有关“毒药”的话题。能否请您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毒药”?
王家葵:说到“毒药”,首先明确一点,我所谈论的“毒药”,就是毒理学(toxicology)所定义的毒药:在一定条件下,以较小剂量进入机体就能干扰正常生化过程或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永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的化学物质,此即通常意义的毒药(poison)。
为什么这样纠结呢?因为中医有一派意见认为,古代医药文献里面出现的“毒药”并不全都是指毒性,更是对药物“偏性”的概括——事实上,所谓“偏性”,本身就需要准确定义。他们常举的例句,一是《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郑玄注:“毒药,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另一句是《素问·脏气法时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王冰注:“药谓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也。”

《神农本草经》明代卢复辑本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研究专业词汇的定义,专业文献的表述最有说服力。“毒药”是药学词汇,不妨先看《神农本草经》的意见。《本草经》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毒性之有无,是分类依据之一,所以经文说:“上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请注意,句中“多服”与“久服”是两个概念,多服指短时间摄入较大剂量,久服指常规剂量较长时间摄入,如果出现“伤人”的后果,对应的毒理学概念分别是急性毒性(acute toxicity)和慢性毒性(chronic toxicity)。具体使用例句,如“(麻蕡)多食令人见鬼狂走”,“(刘寄奴草)多服令人痢”,“(白垩)久服伤五脏,令人羸瘦”,“(矾石)久服伤人骨”等。
《诸病源候论》为隋代太医巢元方“奉诏所作”,是一部代表官方意见的病理学著作。该书“解诸药毒候”条开宗明义即说:“凡药物云‘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这可以视为针对本草条文中“有毒”字样的司法解释。
因此,尽管古代本草学家对具体药物毒性判断存在若干错谬,但其所谈论的,就是符合于现代毒理学定义的“毒性”,这也是我们今天对话所涉及的“毒药”。
明清小说里面写到过很多毒药,情节往往很神奇,效果常常很惊人,这些毒药真的都存在吗?
王家葵:我们从“见血封喉”谈起吧。“见血封喉”是明清小说里面的词汇,检索一下,《镜花缘》有这样的情节:一只斑毛大虫中了猎户的药箭,“大吼一声,将身纵起,离地数丈,随即落下,四脚朝天,眼中插著一箭,竟自不动”,多九公喝彩道:“真好神箭,果然见血封喉。”转向唐敖解释说:“此箭乃猎户放的药箭,系用毒草所制。凡猛兽著了此箭,任他凶勇,登时血脉凝结,气嗓紧闭,所以叫见血封喉。”
“见血封喉”并不仅形容毒性剧烈或者毒效迅速,其实也可以是箭毒(curare)类毒药中毒的客观写照。

箭毒木(桑科见血封喉)
呼吸运动主要依靠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舒张来完成,这些都属于骨骼肌,受运动神经的调控。南美印第安人从防己科箭毒藤属植物中提取浸膏,称为箭毒,涂抹在箭簇上,用于战争和捕猎。箭毒中的主要成分是筒箭毒碱(d-tubocurarine),能够阻断运动神经与骨骼肌之间的信号传递,产生强大的肌肉松弛作用。但不同部位的骨骼肌对筒箭毒碱敏感度不一样,眼部肌肉最先松弛,然后是肩胛四肢、颈部和躯干肌肉的松弛,再以后是肋间肌松弛,出现腹式呼吸,最后膈肌麻痹,呼吸停止死亡。身躯庞大的野兽中箭以后,首先瘫软下来,数分钟到半小时左右死于呼吸抑制。在人而言,同样也是颈部肌群的松弛效应早于肋间肌、膈肌的抑制;故在受害者中毒死亡以前,能够感受并表达出因喉肌麻痹而出现的强烈窒息感,于是给旁观者留下“见血封喉”的残酷印象。
晚近医书中也提到“见血封喉”,清人所撰《外科证治全书》卷四有一条,说毒箭伤人,其中“一种是草乌膏,喂涂箭镞名射罔,人若中之,见血封喉而死”。草乌的毒性成分主要是二萜双酯类生物碱,如乌头碱(aconitine)之类,中毒者多数死于心律失常,而非呼吸抑制。植物学家把分布在两广、海南、云南的一种桑科乔木箭毒木( Antiaris toxicaria)称作见血封喉树,这种植物茎干、枝叶等都含有乳白色汁液,当地人也用来涂抹箭头,射杀野兽。但箭毒木所含毒性物质为强心苷(cardiac glycoside)结构,也是心脏毒性,似乎不会出现“见血封喉”的效应。如果“见血封喉”确实是对毒理效应的客观描述,相关物种还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刚才您提到“射罔”,这是什么?
王家葵:“射罔”在古代是一类鼎鼎大名的毒药。《神农本草经》乌头条说:“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陶弘景注释:“捣榨茎取汁,日煎为射罔,猎人以傅箭,射禽兽,中人亦死,宜速解之。”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引用《白猿经》,有用草乌制作射罔膏的详细方法,可以得到砂糖样的乌头碱结晶,据说“挑起取用,上箭最快,到身走数步即死”,按照李约瑟的观点,这是最早的生物碱提取物。乌头碱猎杀野兽,当然也可以杀人。《国语·晋语》“骊姬受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贾逵注:“堇,乌头也。”这应是使用乌头投毒较早记录。

《本草品汇精要》乌头图

乌头植物图
另一则记录见于《汉书·外戚传》,女医淳于衍受霍光夫人的指使给汉宣帝的许皇后下药,使用的也是附子、乌头一类。皇后饮下毒药,顿觉不适,问道:“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淳于衍敷衍几句,皇后便“遂愈加烦懑而崩”。“岑岑”亦写作“涔涔”,烦闷不舒的样子,《尚书·说命》说“药不瞑眩”,应该就是这种昏昏冒冒的状态。这也是乌头碱中毒的标准状态,乃由中枢毒性所致。《涌幢小品》说,朱熹曾误服乌喙中毒,当时的症状也是“头涔涔,渐烦惫,遍体皆黑,几至危殆”,所幸及时发现,通过催吐而得以减轻。
乌头碱中毒在临床最为常见,时有死亡案例。以下几种情况尤其注意:附子是中医常用药,如果处方剂量过大,且调剂处理不当,所含乌头碱未得充分水解,可引起中毒反应;民间风湿药酒许多都有乌头属植物,如草乌、雪上一支蒿等《中国药典》严禁内服的“草药”,病人偏听偏信而中毒;市售外用风湿酊剂,涂抹过量,或皮肤有创口,乌头碱吸收中毒。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与文人笔记中,有一种毒物常被提及,就是断肠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毒物呢?它真实存在吗?效力如何?
王家葵:这个说来话长,我们要先从钩吻说起。
作为毒药,钩吻比乌头更加“有戏”。就跟“见血封喉”一样,“钩吻”一词也是刻画药物的毒效,如陶弘景说:“(钩吻)言其入口则钩人喉吻。或言‘吻’作‘挽’字,牵挽人肠而绝之。”而因疗效得名的药物,很容易发生同名异物现象,即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凡下咽即能毙命,或者令咽喉部产生强烈不适感的植物,都有可能被称为“钩吻”。而“钩吻”急呼为“茛”,《广雅·释草》“茛,钩吻也”即由此而来。历代与“钩吻”名称相关,大致毛茛科、百部科、漆树科、马钱科、卫矛科多种有毒植物。

《雷公炮制药性便览》炮炙钩吻图
一种钩吻与黄精形状相似而善恶相反,《博物志》云:“黄帝问天老曰:天地所生,岂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曰钩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钩吻之杀人,不信黄精之益寿,不亦惑乎?”陶弘景也说:“钩吻别是一草,叶似黄精而茎紫,当心抽花,黄色,初生既极类黄精,故以为杀生之对也。”这种植物大约是百部科的黄精叶钩吻( Croomia japonica)。此植物有一定的毒性,据说舐食其叶,有很强的割舌感,但也达不到下咽立死的程度,估计采药人挖黄精时误收,后来以讹传讹,被附会为大毒药钩吻。
钩吻又名野葛,也写作“冶葛”。白居易《有木》组诗中有一首涉及误食野葛中毒:“有木香苒苒,山头生一蕟。主人不知名,移种近轩闼。爱其有芳味,因以调麹糵。前后曾饮者,十人无一活。岂徒悔封植,兼亦误采掇。试问识药人,始知名野葛。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何时猛风来,为我连根拔。”不过,非常之人必有过人之处,《博物志》说魏武帝曹操“习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饮鸩酒”,大约是百毒不侵的意思。可注意的是,这里钩吻以长度计量,《南州异物志》也说,“取冶葛一名钩吻数寸”,提示入药部位为藤茎或者根茎,原植物可能是漆树科毒漆藤( Toxicodendron radicans)。此植物掌状复叶三小叶与豆科葛相似,所以得名“野葛”,《博物志》说“野葛食之杀人,家葛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者,或许即是同类。

《本草纲目》钩吻,一名烂肠草
唐代的钩吻又不一样,《新修本草》说:“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闾巷间皆有,彼人通名钩吻,亦谓苗名钩吻,根名野葛,蔓生。”《岭表录异》补充说:“野葛,毒草也。俗呼为胡蔓草。”这种生岭南的钩吻,为马钱科植物胡蔓藤( Gelsemium elegans),是后世钩吻的主流品种。这也是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断肠草”之一,《本草纲目》说:“广人谓之胡蔓草,亦曰断肠草。入人畜腹内,即粘肠上,半日则黑烂,又名烂肠草。”
这几种“钩吻”中,以胡蔓草的毒性最大,土人常用来毒人或自杀。《清稗类钞》说:“岭南有胡蔓草,叶如麻,花黄而小。一叶入口,百窍溃血,人无复生,凶民将取以毒人,则招摇若喜舞然。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则肠立断。或与人哄,置于食,以毙其亲,诬以人命者有之。制为麻药,置酒中,饮后昏不知人,然醒后不死。”读过一篇茂名市公安局关于钩吻(胡蔓草)中毒四十例尸检报告,其中投毒十五例,自杀二十例,因治病内服或外用五例,约半数在一到两小时内死亡,最小致死剂量为三片嫩叶。从症状看,咽喉部有烧灼感、窒息感,并回出现剧烈腹痛,这也与“钩吻”或者“断肠草”的名义相符。
既然名叫断肠草,足以说明毒性之强了,史籍中记载,宋太宗赐李煜“牵机药”,令其自毙。这个比断肠草更厉害的“牵机药”是什么呢?
王家葵:南唐后主李煜降宋以后,偶然发故国之思,为徐铉探知,报告了宋太宗,于是赐下牵机药,饮之毙命。王铚的《默记》说:“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事件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服药后躯体状态,显然就是背肌强直性痉挛,致使头和下肢后弯而躯干向前成弓形的“角弓反张”体态,由此我们相信,“牵机药”确实是用马钱子调配。
马钱子这一较钩吻更厉害的毒药,是马钱科植物马钱( Strychnos nux-vomica)的种子,含有马钱子生物碱,剧毒。马钱是外来物种,因为种子的形状略同于葫芦科植物木鳖子(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所以《本草纲目》称之为“番木鳖”。李时珍说:“番木鳖生回回国,今西土邛州诸处皆有之。或云能毒狗至死。”马钱子生物碱中所含士的宁(strychnine),能增加脊髓的兴奋性,使脊髓反射的应激性提高,反射时间缩短,神经冲动易于传导、骨骼肌的紧张度增加,曾经用于轻瘫、偏瘫等,民间也用于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辅助治疗。但士的宁安全范围狭窄,稍过量可致中枢广泛兴奋,全身骨骼肌挛缩,强直性惊厥,角弓反张,死亡率极高,已经从现代药物中淘汰。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番木鳖图
小说《甄嬛传》有中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杀的记载,苦杏仁真的能令人中毒身亡吗?
王家葵: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杀,确实是氰化物中毒。爱看阿加莎推理小说的读者,一定记得经常飘荡在凶案现场的那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儿,对,那就是氰化物特有的气味。氰化物抑制呼吸链,导致组织缺氧,死亡可以在染毒数分钟到一小时内发生。杏仁、桃仁中含有苦杏仁苷(amygdalin),属于氰糖苷(cyanogenic glycoside),在种子中所含苦杏仁酶的作用下,释放出微量的氢氰酸和苯甲醛,所谓“平喘止嗽”作用,大约即通过此环节发生。苦杏仁苷在苦杏仁中含量可以高达百分之三,一次摄入大剂量,确实可能发生氰化物中毒。至于零食甜杏仁、巴旦木,氰苷含量极微,一般来说是安全的。

《食物本草》杏仁图
古代医药家对这种毒性有所认识,所以本草中杏仁、桃仁都被标记为“有毒”;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名医别录》开始就强调杏仁“其两仁者杀人”,后来又加上去尖、去皮的要求,所以通常的说法是,处方使用的杏仁、桃仁皆需要“去皮尖及双仁者”,否则可能“杀人”。按照现在已知,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可以设想,古人观察过因服食苦杏仁引起的死亡事件,不明原理,遂将责任归结为操作不当(未去皮、尖),或者罕见状态(双仁)。但问题不止于此,干瘪的苦杏仁不容易去皮,于是炮炙中习惯采用“焯法”,让杏仁在沸水中过一下,其本意是便于去皮,而此短暂的受热过程,使得种子中所含苦杏仁酶部分灭活,从而减少氢氰酸的释放,居然也达到减毒的效果。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南唐书》等,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根据传说,鸩酒是用鸩鸟的羽毛划过的酒,有剧毒,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王家葵:问得好,“鸩”才是史上最神奇的毒药。还是引《博物志》的说法吧,这算是当时博通上下古今的第一八卦书。该书引《神农经》,给“有大毒“、“入即杀人”的药物排名,钩吻排第一,鸩只排第五。
鸩排位不在第一,却因为“饮鸩止渴”的成语脍炙人口。此语出自《后汉书·霍谞传》:“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酖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据注释家的意见,“酖”本意是饮酒为乐,此处假借为“鸩”;我意写作“酖”,可能还有一层意思,鸩毒几乎都是酒剂,如前引《国语》“寘鸩于酒”,所以“酖”可能就是“鸩酒”二字合体会意。翻检史书,饮鸩的记载不绝如缕。
《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说:“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颜师古注引应昭云:“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吃毒药所以自己也有毒,这是古人的简单思维,不必当真。《离骚》“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王逸注:“鸩,运日也,羽有毒,可杀人。以喻谗佞贼害人也。”洪兴祖补注引《广志》云:“其鸟大如鸮,紫绿色,有毒,食蛇蝮。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以其毛历饮巵,则杀人。”真是“好厉害的说”。

《本草纲目》鸩图
鸩是著名的毒鸟,当然也见载于本草,《名医别录》说鸩鸟毛“有大毒,入五脏烂,杀人”,陶弘景注释说:“鸩毛羽,不可近人,而并疗蛇毒。带鸩喙,亦辟蛇。昔时皆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新修本草》勇于不信,认为 “羽画酒杀人,此是浪证”,即胡说八道的意思。陶弘景谓鸩鸟出交广深山中,“状如孔雀,五色杂斑”,《新修本草》也不以为然,说陶被交广人所欺诳。羽毛含有剧毒的禽鸟,迄今没有发现,恐怕也不真实存在,若只从形状似鹰鸮且能食蛇来看,这种鸩鸟颇像是鹰科猛禽蛇雕( Spilornis cheela)。或许古人惊惊异于鸟能食蛇,于是给这种鸟附会了若干神秘元素;至于能毒死人的“鸩酒”,从古代人所掌握的毒药资源推测,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乌头制剂,制作者神秘其说罢了。清人陈士铎《辨证录》记鸩酒中毒的情况:“人有饮吞鸩酒,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对照乌头碱中毒,勉强也能解释得通——搜索到于赓哲老师的博客,也认为鸩毒可能是乌头碱,喜其所见相同。
在古代一些小说中,丹顶鹤头上的“丹顶”被认为是一种剧毒物质,称为“鹤顶红”,一旦入口,便会致人于死地。这种药物真的存在吗?
王家葵:鹤顶红本是山茶花的品种,苏东坡咏山茶有“掌中调丹砂,染此鹤顶红”之句,这是以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头上一点朱丹为比拟。可能到明清之际,鹤顶红才被用作一种剧毒药的隐名。
这种毒药早期秘密流传,外人不得知,遂根据名字想象为丹顶鹤的红顶,刚才说到的医生陈士铎都曾上当,《辨证录》讨论鸩酒时说:“夫鸩毒乃鸩鸟之粪,非鸩鸟之羽毛,亦非鹤顶之红冠也。鸩鸟羽毛与鹤顶红冠皆不能杀人,不过生病,惟鸩粪则毒。”现代文献将毒药鹤顶红指认为三氧化二砷矿石,因含有杂质,呈粉红色,俗称“红信石”者,姑且备一说。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孔雀胆”的毒物,真的跟孔雀有关系吗?
王家葵:至于孔雀胆本是毒药中比较偏门的一种,因为郭沫若同名话剧,大众才有所耳闻。《孔雀胆》是一部悲剧,先抄几句百度百科:“元末红巾起义,梁王逃至楚雄,向大理总管段功求援。段功助其击退义军。为感恩,梁王将公主阿盖许给段功为妻。后来,梁王打算除掉段功,于是密命阿盖公主以孔雀胆毒杀段功。阿盖拒受王命,并以实情告段功。段功虽然没有死于孔雀胆,仍然没有逃脱梁王的手掌,死于非命,阿盖公主不久也香消玉殒。”
这段故事在《南诏野史》《滇略》《尧山堂外纪》中都有记述,提到的毒药就是孔雀胆。孔雀胆并不是孔雀的胆囊,而是一种芫青科昆虫大斑芫青( Mylabris phalerata)干燥的虫体,中医作为“斑蝥”入药。或许去除头部足翅后的虫体形似胆囊,遂以“孔雀胆”为隐名。斑蝥含斑蝥素,口服对胃肠道和泌尿系统有较强刺激性,对全身器官系统都有损害,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致死。

《雷公炮制药性便览》斑蝥图

大斑芫青
很多小说里面还有养毒虫的记载,如蜘蛛、蜜蜂、蝎子、蟾蜍、蜈蚣等,这些记载靠谱吗?这些毒虫真的能够通过人工养育,来加强它们的毒性吗?
王家葵:古人真实了解或确切使用的毒药,以植物来源为主,其次是矿物来源,动物来源较为少见。至于你提到小说中常见的,利用毒蛇、蜘蛛、蜜蜂、蝎子、蟾蜍、蜈蚣等毒虫,抚育培养出“珍罕毒物”,抱歉,多数都是“小说家言”。
先解释原因。动物来源的毒药,以动物毒素为常见,这是一些动物进攻防御的武器,多由毒腺分泌,以蛋白为主。首先,中国境内剧毒动物不多,获取困难;更重要的是,对古人来说,毒素还面临提取、保存、使用三大难题。毒素以蛇毒为最常见,在中国,眼镜蛇科、蝰蛇科的一些蛇种,毒素可以致死。但即使获得足够量的毒液,精制并妥善保存,也需要通过开放性创口才能进入受害者体内而产生毒性。一般而言,口服会被消化屏障隔离,达不到效果。这样的毒药,可算是高成本低收益。至于蜘蛛、蜈蚣、蝎子,绝大多数中国本土品种的毒力太低,可以忽略不计。
非蛋白类的毒素在动物体内存在不多,但有两个很特别。一是河鲀毒素,这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已知活性最强的神经毒素,这是一种生物碱,性质非常稳定,常规加热或酸性环境都不能破坏。中毒潜伏期短,缺乏有效的解救措施,可以在中毒后数分钟内死亡。另一个是蟾酥,这是中华大蟾蜍( Bufo gargarizans)、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等,耳后腺、眶下腺分泌物的干燥品,所含强心苷类物质,心脏毒性和局麻作用也可以致死。或许是太常见,不能勾起读者的新奇感,这两种毒性道具,都不经常在小说中出现。

《雷公炮制药性便览》炮制蛤蟆图
附带一说,我至今没有想明白的是,古代人对自然界广泛存在,且活(毒)性明显的大型真菌如蘑菇之类,认识明显不足,检索笔记,仅得聊聊数条。《墨客挥犀》卷五说:“菌不可妄食。建宁县山石间,忽生一菌,大如车盖,乡民异之,取以为馔,食者辄死。”南宋初年的一则毒蘑菇故事,一波三折,特别有意思,《宋人轶事汇编》说:“乾道初,灵隐寺后生一蕈,圆径二尺,红润可爱。寺主惊喜,以为珍品,不敢食,献之杨郡王。王亦奇之,曰:是当为玉食。奏进于孝宗,诏以美味宜供佛,复赐灵隐,盛之以盘。经日颇有汁液沾濡,两犬舐之,一时狂死,寺僧大惊。”
还有不少小说渲染苗疆的蛊毒,神乎其神,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王家葵:你问“蛊毒”,那可是古代的“生物武器”。“蛊”的研究涉及医学、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都很深入,结论倒也直白,根本不存在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蛊毒”。
不仅是“蛊”的问题如此,由于缺乏科学逻辑,古人某些有关毒性的观念,荒谬得超乎想象。举一个例子吧。巴豆是大戟科植物巴豆( Croton tiglium)的种子,载《神农本草经》属于“有大毒”的药物,巴豆所含脂肪油对肠道有极强的刺激性,引起剧烈腹泻,本草用来“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也是真实疗效的写照。《鹿鼎记》中韦小宝使坏,买通马夫,给吴应熊的马喂饲巴豆,拉得一塌糊涂。林则徐起复不久,病泻痢而死,传说也是厨人用巴豆汤祸害。

《证类本草》戎州巴豆图

巴豆
巴豆毒性如此,可自古以来就有一项传说,谓巴豆能肥鼠,《淮南子·说林训》云:“鱼食巴菽(豆)而死,鼠食之而肥。”《博物志》云:“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南方草木状》也说:“鼠食巴豆,其大如豚。”陶弘景亦相信此说,言“人吞一枚便欲死,而鼠食之,三年重三十斤”,并感叹说:“物性乃有相耐如此尔。”实验室经常用巴豆油制作大鼠、小鼠腹泻的动物模型,只看到鼠们拉肚子到脱肛,还真没有“食之而肥”的现象发生。
何以荒谬如此呢?这如果不是误传的话,恐别有原因。巴豆油(croton oil)中所含巴豆醇二酯(phorbol diester)有致癌或促癌作用,可诱发小鼠、大鼠胃癌、肝癌。所谓巴豆肥鼠,或许是鼠类荷瘤后体态畸形,古人错误观察,以讹传讹。还有一种可能,除了巴豆以外,本草中强调药物在不同种属动物间反应性差异的记载还有很多,如《新修本草》说赤小豆“驴食脚轻,人食体重”,《本草拾遗》说生大豆的药性“牛食温,马食冷,一体之中,用之数变”等。其所依据的,未必是客观事实或使用经验,更像是方术家的故弄玄虚,或者某种巫术逻辑。
说到古人对毒性的错误认识,能否请您多举一些例子?
王家葵:我讲个轻松一点的故事吧。
蜀椒也载于《神农本草经》,此为芸香科花椒属植物的果实,因为物种和产地不同,名目甚多,汉代以秦椒、蜀椒为大宗,大抵以花椒( Zanthoxylum bungeanum)为主流。《孝经援神契》说“椒姜御湿”,本意可能是调味之用。作为调味品,花椒并没有明显的毒性,或许是惮于椒强烈的麻味,被标记为“有毒”;又将毒性归于闭口,谓“口闭者杀人”,换言之,只要将闭口椒去掉,便能安全无虞。关于椒的毒性,有一段掌故可资谈助。

《证类本草》蜀椒图

《本草品汇精要》越州秦椒图
据《后汉书·陈球传》,熹平元年(172),窦太后去世,宦官曹节等不欲太后与桓帝合葬,廷尉陈球力争。这是一场朝臣与宦官的斗争,其他大臣也是有备而来,传中提到太尉李咸“捣椒自随”。李咸出门前对妻子说:“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椒便是花椒,无异辞,椒岂能成为自杀工具?通读后文,颇怀疑这是范晔在调侃李咸。
按照范晔的叙述,经过陈球慷慨陈词,事情渐有转机,“公卿以下,皆从球议”。然后范晔写到:李咸始不敢先发,见球辞正,然后大言曰:“臣本谓宜尔,诚与臣意合。”会者皆为之愧。“大言”云云似乎已经含有讥讽,“会者皆为之愧”,究竟是会者自愧,还是为李咸愧,说不清楚。李咸之“捣椒自随”,恐怕也不是为了仰药自尽,而是麻痹口腔,关键时候好唯唯诺诺,真是老奸巨猾。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例言》对此事别有说法:“尝因胃中受凉,嚼服花椒三十粒,下咽后即觉气不上达,移时呼吸始复常。乃悟古人谏君恐有不测,故有捣椒自随者。由斯观之,用药可不慎哉。”他的意思是椒吃得死人,恐怕不是这样的,但大剂量或许能产生短暂的麻痹。
范晔《后汉书》没有为李咸立传,其他人著的《后汉书》则有之。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说法不同,径言“公卿不敢谏,河南尹李咸执药上书”云云,然后“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议,诏中常侍赵忠监临议”云云,其后接范书公卿议论,陈球的意见。对此《后汉纪》整理本有注释说:“范书陈球传,以众议在前,咸上疏在后。廷议时,陈球仗义直言,咸观望许久,才曰与球意合,会者皆为之愧。通鉴考异曰:‘今按:史称咸廉干知名,在朝清忠,权幸惮之。其能捣椒自随,必死之心已固,不当临议畏葸不言。且若无李咸之先谏,中官擅权,无须延议而以冯贵人配桓帝,故当以袁纪为是。’”
我对此不敢苟同,历史真相固然不得而知,但范晔的叙述显然带有倾向性。袁宏说李咸是“执药上书”,而范晔直接点明所执的“药”不过是花椒;若能了解所捣之“椒”基本上不会致人于死命,这就足够了。
关于花椒的毒性,有人举《魏书》孝文帝的冯皇后被迫“含椒而尽”的故事反驳。我理解,这就跟徐达患“发背疮”,朱元璋遣人送肥鹅一样,只是皇帝“恩赐”一种“体面的”死法罢了,与“发背食鹅则死”的真实性毫无关联。进一步引申,前面说李煜死于“牵机药”,真伪虽然不得而知,但李后主所遭遇的一定是酷死,却是毋庸怀疑的。
那种凭借空气扩散的毒物,有现实的可能性吗?而且,有些小说还将其描述成无臭无味,一闻即中毒,效果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王家葵:你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无臭无味不是关键,重点线应该划在“凭借空气扩散”下面。你说的这类毒药,古代肯定没有,现代则有,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沙林、索曼、芥子气等“化学武器”。
《铁围山丛谈》里面记了一件事,政和初年,徽宗亲自巡查内库,打开一个无字号的仓房,专门贮藏两广、蜀川进贡的毒药,野葛、胡蔓藤皆在其中,鸩毒尚只排在第三,更厉害的毒药“鼻嗅之立死”云云。自然界气态的毒物当然有,高浓度的硫化氢、二氧化硫在温泉区比较常见。但把天然存在的“毒物”做成“毒药”,却有一项困难,如何搜集、贮藏,如何保证在使用环境中维持毒效浓度,如何保护施毒者不受侵害。若做不到,则一切免提。
关于“无臭无味”也可以啰嗦两句。这属于错误思维,颜色、气味与毒性有无、毒力强弱没有关联性,但此问题的背后,隐含民众对“快速鉴毒能力”的热望。事实上,除了“以身试毒”外,古人并没有更好的测毒手段。流传最广的是银器验毒,《本草纲目》说:“今人用银器饮食,遇毒则变黑,中毒死者,亦以银物探试之。”记得小时候蘑菇炖肉,做好以后先要用银筷子插入肉中,看有没有变黑,然后才放心食用。后来才知道,这种验毒方法非常不靠谱。
古人常用的大毒药砒霜,成分是As3O2,主要由各种砷矿石升华制得,技术所限,未能完全脱硫,所以砒霜里面杂有少量的硫,遇到银可以生成黑色的硫化银,肉眼所见即是银器变黑。蒙昧时代,这一经验被无限扩大,银子不仅可以验毒,甚至传说还能防毒呢。
前面说了这么多毒药,但我们还漏了一个重大问题——解药,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家葵:中毒是急诊医生经常处理的情况,如果染毒物质判断明确,几项工作应同时进行,一是尽快脱离毒源,一是使用特异性解毒剂,一是对症支持疗法。古代解毒疗法大致也包括这三项,但无法截然分开,可以笼统地称作“解药”。

蕹菜
前面引《博物志》说曹操“习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饮鸩酒”,后人觉得不可思议,于是自动“脑补”。据说蕹菜能解毒,所以《南方草木状》就说:“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蕹菜就是小菜场常见的空心菜,又名藤藤菜,为旋花科植物蕹菜( Ipomoea aquatica),这个菜能解钩吻野葛之毒,姑妄听之吧。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博物志》关于曹操的这段八卦,以前似乎有人讨论过,大意是曹操为了避免中毒,经常小剂量服毒,以增加对毒药的耐受性。现在想来,完全不对,且不说许多毒药的耐受未必可以后天培养,用这种方法来防毒风险也太大。我更相信这个传说就是曹营的人散布,暗示曹操既不怕野葛,也不怕鸩酒,以减少被人投毒的可能。后人以先食蕹菜再吃野葛来解释,未免自作多情了。
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主人公预先或事后服下“解药”,于是对手的毒药无效,或者已经发生的中毒霍然而愈。真有这样的“解药”吗?
王家葵:特异性解毒剂以免疫学家贡献最大,这就是我们或许听过的各类抗毒血清。除此而外,则是化学解毒剂,如针对亚硝酸盐中毒的亚甲蓝,砷中毒的二巯基丙醇,氰化物中毒的亚硝酸钠与硫代硫酸钠联用(这是旅美药理毒理学家陈克恢先生的贡献,陈先生研究麻黄碱,是中药现代研究的先驱),吗啡中毒的纳洛酮,安定类中毒的氟马西尼,有机磷中毒的解磷定、阿托品联用等。
古人也有寻求特异性解毒剂的想法,刚才说蕹菜解野葛毒就是一例。《博物志》引《神农经》说:“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卢,汤解之;四曰天雄、乌头,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盐解之。”
那么,这些方法能够取得解毒效果吗?很令人怀疑啊。
王家葵:这些方法显然无效,于是寻求广谱解药方案,古人最常使用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甘草,又名“国老”,载《神农本草经》,是解毒的上品。《名医别录》说甘草能“安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解百药毒”。药理研究证实,甘草煎液口服,能提高动物对多种毒素的耐受力,是一种非特异性解毒剂。甘草中含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因其甜味是蔗糖的二百五十倍,故又名甘草甜素(glycyrrhizin),含量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甘草甜素在肝脏分解为甘草次酸(glycyrrhetinic acid)和葡萄糖醛酸,后者可与含羧基、羟基的物质结合,使之失活,从而发生解毒作用;前者则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可提高机体对毒素的耐受力。

《本草品汇精要》汾州甘草图
第二是地浆水,载于《名医别录》,陶弘景说:“此掘地作坎,以水沃其中,搅令浊,俄顷取之,以解中诸毒。山中有毒菌,人不识,煮食之,无不死。又枫树菌食之,令人笑不止,惟饮土浆皆差,余药不能救矣。”地浆解毒,笔记中甚多,如《茅亭客话》说:“淳化中有民支氏,于昭觉寺设斋寺僧,市野葚有黑而斑者,或黄白而赤者为斋食,众僧食讫悉皆吐泻,亦有死者。至时有医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搅之澄清,名曰地浆,每服一小盏,不过再三,其毒即解。当时甚救得人。”地浆解毒并非玩笑,这很类似活性炭作为解毒剂的吸附作用,吸附胃肠道中尚未吸收的毒性物质,经大便排出,从而避免中毒进行性加重。
第三是粪清,这就比较恶心了。用或干或稀的便便来解毒,也见于《名医别录》,一番繁琐操作制成所谓的“黄龙汤”,甚至还是解救河鲀中毒的“特异性解毒剂”。由此闹出的笑话不少,救回的人命几乎没有。既然无效,为何又屡用不绝呢,在《证类本草评注》人屎条我有一段按语,抄在下面,并以此结束本文:
古代治疗水平低下,面对严重疾病,经常使用各类“令人作呕”的肮脏物事作为药物。如人部粪尿枯骨之类,除了催吐作用有可能减少经口染毒者毒物吸收以外,不会有真实疗效。其屡用不止,推考原因大约三端:其一,巫术之厌胜原理,或医术之“以毒攻毒”理论。如《本草纲目》人屎条的“四灵无价散”,主治痘疮黑陷,腹胀危笃者,“用人粪、猫粪、犬粪等分,腊月初旬收埋高燥黄土窖内,至腊八日取出,砂罐盛之,盐泥固济,炭火煅令烟尽为度。取出为末,入麝香少许,研匀,瓷器密封收之”。专门说,“此为劫剂”,“乃以毒攻毒”。其二,站在治疗者的立场,可能更宁愿病人因厌恶这些恶劣之品而拒绝服药,使医者比较容易摆脱治疗失败的尴尬。其三,从患者亲属的角度,也可因“已经采取如此极端的治疗方案而依然无效”,从而获得心理安慰。

    最新资讯
    图片新闻
    友情链接/网站合作咨询: